《网信保护决定》一共只有12条原则性规定，其中还有数条与个人信息权没有什么关系。

就此，当代的日本学者上山安敏分析到： 俾斯麦宪法是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制度化在休战状态之中。在拉班德的法律概念中，代之以被抽掉的理性，是他所谓的定立的要素，蕴含着基于国家权力的命令与强制，或国家权力的意志契机。

这样一来，拉班德的宪法学的确也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宪法学所面临两个相互矛盾的课题，即一方面在学问上继承了施塔尔和布隆奇利那一脉的形式合理主义宪法学的谱系，在宪法学的学理上表述和维护了近代德国的法治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效果上默认了君权主义宪法体制那一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结晶。在他看来，国家具有以下七个特性：[11] （1） 被统一的多数人。从这些意义上而言，拉班德宪法学实在拥有丰富的矛盾性格。格贝尔（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1823-1891）的研究领域涉及私法学、公法学和法史学，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并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国会议员、教育部长以及北方德意志同盟的制宪议会议员等职。后者的这种意外的可能性，主要缘起于如下事实：现代中国有关法的、尤其是宪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那段历史的源头上去，其中一个是前苏联国家法的源流，另一个则是日本公法的源流。

[7] 其法哲学的代表著是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 nach geschtilicher Puscht， 2 Bde.， 1930-1933. [8]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根据日本当代前苏联法专家森下敏男的研究，前苏联建国初期，宪法的概念本来一度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法（госудаственное право）概念逐渐抬头，遂凌驾宪法概念居于主流，而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引入了帝制时代俄罗斯公法学的主流所曾经依据过的德意志‘国法（Staatsrecht）的概念。[24]原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认为：没有必要证明，目的能被事实上完全确定地被实现。

第三，有利于促进立法者、行政者不断反思已经设定的手段，从而及时调整、变更、废除客观不适当的手段。[27]在不同的案件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做法不同，有时采用事前的主观适当性，有时采用事后的客观适当性。[12]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原法官迪特•格林认为：德国宪法法院并不要求立法所选择的手段能够完全达到法律目的。然而，对于同一个正当目的的实现可能会有很多手段。

这实际上涉及的是程序要求。二是即使存在能完全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往往由于此手段的运用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而变得不可行。

[9]相关案例参见施杏娣诉苏州市规划局规划行政确认案，（2014）姑苏行初字第00146号。[15] 因此，适当性原则也可称为关联性原则，它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实质的关联性。对于何时应当使用何种审查强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个案作区别对待。但如果法院以通报作出后为时间点进行审查，就可能认为暂停措施与保护婴儿生命的目的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所以不符合适当性原则，应当给予行政赔偿。

因为适当性原则只要求手段有助于目的的实现，而不要求手段能够完全实现目的，所以只要经过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充分的公众参与和科学的论证分析，政府一般不大可能选择出一个完全无助于目的实现的手段。如果认为手段的适当性是主观适当性，那么只要立法者、行政者在行为当时经过科学地分析，可以预测手段的适当性，不管事后客观实际效果如何，手段都应被认为是适当的。[18]在《磨坊结构法》（Mühlenstrukturgesetz）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提出了手段明显不适当标准：立法者在经济政策判断的预测上是否合乎事理并且获得支持，只要是在充分利用法律公布当时的所有知识的基础上所采用的措施是明显不适当时，联邦宪法法院才可以否定。在第一次堕胎（Schwangersch?ftsabbruch I）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所保护的法益在基本法价值秩序中的地位越高，国家就必须越认真地履行保护义务。

无需多言，生命权在基本法秩序中具有最高价值，它是人性尊严的生命基础和其他所有基本权利的前提。持该说的研究者认为，适当性原则相当于比例原则。

强烈内容审查实际上是法官代替立法者进行了事实预测判断，属于最强力的实体审查。此条款一般被认为是我国《行政强制法》关于比例思想的原则性规定，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正是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乎比例。

作者简介：刘权，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正如在The Movement for Quality Government in Israel v.The Knesset案中，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在判决书中所写道的：如果发生了社会变化，适当性审查不仅仅是理论检验，更应当是通过生活来检验，手段对目的的适当性应当以结果来检验。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7期。[5]例如，姜明安认为，适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拟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不利的行政行为时，只有认定该行为有助于达到相应行政目的或目标时，才能实施。以上三种不同强度的审查基准，对手段适当性的要求也不同。这种违宪不是自始的违宪，而是嗣后的违宪。

[3]刘夏：《德国保安处分制度中的适当性原则及其启示》,《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在司法审查实践中，针对手段的主观适当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发展出了三种不同强度的审查基准，即明显不当性审查（Evidenzkontrolle）、可支持性审查（Vertretbarkeitkontrolle）和强烈的内容审查（intensive inhaltlichen kontrolle）。

[32] 对于手段客观适当性的审查，法官应当以手段的客观效果来予以判断。在Leberpfennig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手段只有部分（zum Teil）有助于目的实现时，也是适当的。

[6]又如，蒋红珍认为，适当性原则是指手段符合目的，或者说手段有助于目的实现。由于是对手段的事实预测进行司法审查，适当性原则的适用被认为容易侵犯立法者的事实形成余地、行政者的专业判断余地。

[32]陈宁诉辽宁省庄河市公安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案，（2002）庄行赔字第1号、（2002）大行终字第98号。第一，有利于充分保障人权。[29] 五、客观适当性原则的价值与判断方法 客观适当性原则的确立，不仅可以使适当性原则走出长期以来的司法适用困境，而且还能够充分保障人权，减少适当性原则适用时的恣意，并且有利于促进立法者、行政者不断反思已经设定的手段。[25]所以，应当是事前的适当性审查。

[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同时，因为立法者、行政者对事实判断的经验性、专业性更强，在某些领域对未来的事实预测可能会更加准确，所以将判断余地留给他们有时更合适。

因此在适用适当性原则时，只要能判断出手段与目的间存在实质的关联性，不管这种关联性程度大小，都应当认为是符合适当性原则的，都应当将这些手段作为手段选择的备选选项。对于适当性原则的具体适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经常以能促进（f?rdern）所欲达到的目的[11]的描述来加以表达。

在《共同决定法》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对于事实未来效果的预测判断，究竟是否应当由司法者作出，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取决于所争议的事物领域的特性、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争议的法益的重要性等因素。[7]蒋红珍：《论适当性原则——引入立法事实的类型化审查强度理论》,《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了明显不当性审查、可支持性审查和强烈的内容审查三种审查基准，但适当性原则的适用仍然没能走出困境。（二）狭义的适当性：实质关联性 狭义的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又称为妥当性原则，它是指公权力行为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可支持性审查要求事实预测必须有可支持性的证据。因此，适当性原则并非要求手段能够完全实现所欲追求的目的，只要手段能促进目的的实现即可，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关联性，就可以认为该手段符合适当性原则。

客观适当性原则也不会侵犯立法者、行政者的专业判断余地，因为即使是确立客观适当性原则，也不代表完全由法官来判断手段是否具有客观适当性。摘要:  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性。

[4]另外，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5条所规定的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以及2010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16条所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处理违法行为的手段和措施要适当适度，似乎也采用了广义说的适当性原则。[31]如果经立法后评估后发现手段确实无法实现目的，立法者、行政者可以在争讼当时主动修改、废止相关法规范。

持该说的研究者认为，适当性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所以，如果只审查手段的主观适当性，是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的。